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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是2019年资本市场的重头戏。朱平认为，要沿着未来科技发展方向，深入研究个股。“科技股的特征通常是赢家通吃。”朱平说，美国纳斯达克的科技股，“FAANG”这几只龙头占了一大半市值。如果能在科创板中筛选出下一个创新周期的“BAT”公司，那就能把握住它未来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成长带来的红利。

而这一次宜宾地震，是“大喇叭”的第一次“实战应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出生于四川达州、当时在奥地利科学院攻读理论物理博士后的王暾，决定回国研发地震预警系统。1个月后，王暾带着从亲朋好友那里筹集的300万元资金，在成都高新区注册成立了研究所，致力于地震预警技术的研究。

现在在中美贸易关系影响下，我们的经济发展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寻找新的方法，如何深化改革，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城镇化的道路依然漫长，并非短时间难以实现。所以我们的工作仍任重而道远。[1] 户籍制度改革[2] 土地制度改革[3] 中共中央国务院2000年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1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不仅如此，社会融资规模及分项对宏观调控政策也具有一定指示作用。数据经验显示，人民币贷款中的票据融资、表外融资分别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累计占比呈此消彼长的镜像关系，并与宏观调控政策的拐点有关。以货币政策为例，当央行开始降息或降准，即货币政策由稳健中性转向适度宽松时，票据融资的累计占比通常在零附近，短期内会快速上升，随之才是中长期贷款、表外融资占比提高；而当表外融资占比上升时，票据融资占比开始下降。当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向稳健回归时，表外融资占比往往已接近高点。相应地作为其镜像，票据融资占比也已回落至低点。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可以把社会融资规模的分项占比与货币政策周期相对应。例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那一轮宏观经济周期及调控周期中，2008年10月央行降息、降准，当月票据融资占比仅为3.9%；2009年1月迅速上升至44.6%的高点，之后表外融资占比开始上升而票据融资占比开始下降。2010年1月表外融资占比达22.2%，同期票据占比降至-8.8%；2010年1月央行开始提高准备金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彼时表外融资占比已接近高点，2011年4月表外融资占比上升至29.5%高点后开始回落。在最近一轮宏观调控中，2018年4月央行开始降准，票据融资占比为-0.7%，之后逐渐攀升，2019年2月为13.6%，2019年7月仍在10.4%，表外融资占比为-4.5%。因此，通过观察社会融资规模及分项的增速、结构及趋势，有助于判断宏观经济周期及宏观调控政策的拐点。

民营企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成长壮大起来，经历了40年的风风雨雨，民营企业占据中国企业500强企业半壁江山。王永庆认为，与国企相比，发挥民营企业“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也必须要毫不动摇。据了解，随着经济全球化及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我国民营企业赴海外投资的步伐日益加快，特别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屡创新高。

第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当时我们提出能不能给小城镇放权？我们研究了中国的城市管理体制，它是等级化的管理体制，管理权限自上而下缩减。涉及小城镇管理体制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就是上级政府把当年乡镇企业所创造的大量税收大多集中到县以上的城市去了。从80年代县改市、地改市以后，管理体制的等级化越来越强，在乡镇企业基础上发展的小城镇，资源逐渐上移，后果就是县级市、地级市发展很快，县以下的小城镇虽然有活力但是财政资源不足。许多特大镇创造的税收可以占全县的半壁江山，但是能留在镇一级用于小城镇建设的却微乎其微，这是小城镇发展非常滞后的重要原因。